为什么土耳其执政党管不住枪了

文 | 周轶君

伊斯坦布尔一夜枪声，过程极富戏剧性，仿如直播大片。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朋友镇定地说，放心，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，“这对他有好处”。这番阴谋论，随着政变失败愈发在土耳其人中流传。然而，所有阴谋论都将讨论置于绝境，所以暂且将此推测搁置一边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事实是：土耳其执政的正义发展党没管好“枪”。

政变发生时，很多人忽然回想起来，前一阵子总统埃尔多安做了两件极不寻常的事情：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讨饶，跟死对头以色列求和。他也是嗅到不对劲了吗？曾经万千权力于一身的埃尔多安，本来最不可能做这种卑躬屈膝的事情。什么样的内部压力，令他要寻求外部和解？

土耳其军事政变历史悠久，屡见不鲜：1960年、1971年、1980年代。但是跟一般“政变”的反民主定义不同，土耳其军队在那些年一直被视为“民主护航者”。何解？1923年青年军官凯末尔在封建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共和，奠定了现代国家土耳其。而“现代土耳其”的核心要义，就是世俗化，宗教不再掌握政治权力。

凯末尔是军官出身，土耳其军队这支枪绝对忠诚。凯末尔身后，军队继续效忠的是“世俗化”。当然，为了让老百姓听懂，每次政变他们都打出“回归凯末尔道路”的旗帜。

▲ 凯末尔

土耳其军队为什么撑世俗？这就要稍稍提下中东近东历史。18世纪欧洲国家如英法，经济上升军力膨胀，拿破仑出征埃及。埃及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若即若离的一部分，遇上家门口的船坚炮利，大受震动。拿破仑占领一年多，仿如今日美军进驻伊拉克，牺牲巨大管治无效。但整个中近东与欧洲的相遇就此急剧发生化学反应。埃及总督意识到，要先进，先改革军队。军队现代化不是买点枪炮那么简单，埃及马上送军官出去学法语学西方先进文化。差不多同一时间，突尼斯、土耳其都开始了军队现代化带动社会改革的进程，一时间军人们从武器装备，到思想装备，都是最西化的。凯末尔本人视宗教为土耳其国家落后的根源，土耳其军人也最瞧不上宗教人士。每当土耳其出现宗教化倾向，军队就出来变一变，把国家往世俗道路上扳一扳。

历史上几次政变，军队都声望大涨——武力解决虽然不好看，但每次政变之后，军队都保证举行民主选举，还政于民。除了1980年代那次，军队在政变之后，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、政治活跃分子，并施以酷刑。消息传出去，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大损。加之无力阻止库尔德工人党恐怖活动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，军队在土耳其作用大大下降。

这种情况下，宗教色彩极其强烈的埃尔多安横空出世。宗教势力在凯末尔时代受到极度压抑—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《雪》中写了很多——但一直是强劲的存在。埃尔多安政治技巧高超，每次选举都能凭借底层贫困人口、宗教虔诚人口的数量优势，保证正义发展党或他本人胜出。2010年我曾见到当时的“凯末尔政党”共和人民党党魁，言语间一副大势已去的调子。

埃尔多安领导初期的土耳其，经济欣欣向荣。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，土耳其逆势增长，令欧洲国家刮目相看。 2010年他还迅雷不及掩耳抓捕连串军官，包括前海军空军司令。继而通过公投修改宪法，将土耳其军队的作用限于“顾问”，由文人领导军队——当时，这普遍被认为是进步举措，土耳其未来将通过选举，而不再是兵变来保持国家民主制度延续。

然而，接下来几年，埃尔多安统治变得越来越不对劲。首先是空前伊斯兰化。通过系列立法，妇女可以恢复在学校戴头巾，深夜不得出售酒精饮料、鼓励妇女多生孩子而不是外出工作等等，整个社会气氛明显转向保守。更糟糕的是，埃尔多安在迅速集中权力的道路上，压制言论自由（关闭多家媒体），纵容家族贪腐（他本人指家人贪污指控都是海外势力、居于美国的开明宗教领袖居伦的胡乱指摘）。对人们的种种钳制，终于酿成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——土耳其近百座城市，同时爆发反对埃尔多安的示威。当时土耳其人普遍感到压抑，中产阶级深受其害，各种社会不满同时迸发。

抗议最终平息，埃尔多安还在第二年推动修改法律，一改土耳其总统是虚位首脑的传统，第一次直接选举总统，完成了他个人从总理到总统的转换，由此解决两任总理任期之后，无法第三次连任的遗憾。这般依恋权力，外界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，欧洲媒体纷纷将他比作“苏丹”——奥斯曼帝国皇帝的称号。

执政以来，埃尔多安赢得国内支持的王牌是强人形象。为了保持国内民族主义热度，他放弃土耳其一贯的“零麻烦”原则，不断与邻居摩擦。因加沙救援船事件与以色列断交，2015年击落一架俄罗斯军机。普京震怒，在贸易、人员流动方面重罚土耳其。顺便说一句，国际间普遍认为，埃尔多安的统治手法可谓“普京的学生”，通过选票箱实现威权，连从总理到总统的套路都如出一辙。

▲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·塔伊普·埃尔多安

不知道是不是被“大权在握”冲昏了头脑，埃尔多安在多个战线同时树敌。土耳其本来艰难地同库尔德人展开了和平进程，但埃尔多安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同时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空袭库尔德武装。库尔德武装本来是在那些地区地面上与伊斯兰国作战的生力军。而在土耳其国内，库尔德人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，打破了埃尔多安执政党过半的优势，因空袭海外库尔德人，与正义发展党关系紧张。

权力令人盲目。埃尔多安在最近两年几乎与所有人为敌：国内中产阶级、库尔德人、伊斯兰国（流传的说法是，土耳其一开始纵容伊斯兰国，后来在西方压力下不得不加入战团）、欧洲国家、以色列、俄罗斯、美国……国内贫穷阶层仍然是正义发展党票仓，但2014年总统选举、2015年议会选举，都可以看到埃尔多安本人及正义发展党的支持率正在下降。曾经拥护埃尔多安的人，都可以感到他因权力膨胀而越来越傲慢，难以体会底层的真实感受。

埃尔多安越来越不得人心，海外与之为敌已久的居伦当然不会放过机会。这种情况下，政变呼之欲出。2011年底开始“阿拉伯之春”席卷中东，但土耳其经济环境较好，民主制度有些基础，并没有马上跟风。几年之后，才发生了盖齐公园的抗议。本质上，“阿拉伯之春”与盖齐抗议，都是中产阶级不满爆发，要求更多政治权利，但即便在抗争当时，土耳其人都表示并不想推翻政府，仅仅是要求更多自由空间，更透明的社会治理。所以，这次政变也不大可能成功——与当地人交谈中，我得知很多人即便不支持埃尔多安，也对一场政变感到惊讶、反感。最近土耳其恐怖袭击不断，人们并不想看到新的动荡。

但糟糕的是，几乎是一条规律：独裁者或集权者，在扩充权力的道路上遭遇政变或行刺，往往将因此刺激变得更变本加厉。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执政初期遭遇政变后，脾性大改再不留情。埃尔多安经此一变，也必将更加理直气壮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理由，铁腕打击异己，国内气氛更加紧张——然而这样将加剧下一次兵变的可能。位于欧亚之间、打击伊斯兰国最前沿的土耳其，穆斯林国家中民主程度较高的典范，如果发生形势倒退，那将是全世界的不幸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周轶君 | 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，资深战地记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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